荀子说，国家是普天之下最珍贵的器物，治理国家责任重大。君主不可不慎重为它选择安放之处，然后妥善地安置它，安置在险恶的地方就危险了；君主不可不慎重地为它选择发展的道路，然后引导臣民前进，如果道路不整洁，杂草丛生，就容易堵塞不通。危险和堵塞不通都会导致国家灭亡。
荀子所谓的安置国家，不是就地理位置而言，而是指遵循什么样的治国之道，选择什么样的人一起治理。上文荀子提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政治论断，实际上讲的是立国的指导思想和道路选择问题，而这种选择是与治理国家的人相辅相成的。走什么样的路就需要什么样的人，同时有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会走什么样的路。
所以，荀子说，遵循王者之法，任用推崇王者之法的人共同治理国家，则王天下；遵循霸者之法，任用推崇霸者之法的人共同治理国家，则霸天下；遵循亡国之法，任用推崇亡国之法的人共同治理国家，则国亡。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责任重大，不用长期积累起来被证明正确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就不能生存下去。世世代代都会有新的国家出现，这是因为那些消失的国家生病遇难了，生存下来的国家的本质没有改变，只是君主变了，世系传承变了。
那么，正确有效的治理方法是靠人继承下来的。荀子说，岁月短暂，如同早上的太阳一样一晃而过；人生短暂，像一天一样稍纵即逝，那为什么还有千岁之国安然存在呢？那是因为援用了几千年来证明是正确的治国之法来治理的缘故，同时坚持任用那些具备千年不变的优良德行的士人来一起参与治理。
人没有百岁之寿，但为什么有具备千年不变的优良德行的士人呢？他们就是那些坚守千年之信法的人啊！
至此，荀子把治国的道路问题转化为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他小结道，任用那些始终信奉礼义的君子一起治理国家，就可以王天下；任用那些端正、诚信、纯粹的士人一起治理国家，就可以霸天下；任用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相互倾轧的人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
接下来，在用人问题上，荀子进一步阐述了君臣的关系问题。他说，掌握国家权柄的君主，无法凭一己之力来治理国家，因此国家能否强盛，君主能否享有荣耀就取决于卿相了。君主自己能力很强，卿相的能力也很强，这样就可以王天下；自己的能力不够，但知道治国之难而心生戒惕，寻求能干的卿相来辅佐自己，这样国家也可以强大。自己没有能力，不知治国之难而心生戒惕，不求能臣相助，只满足于任用身边亲密的近臣，这样国家的实力就会不断削弱走向险境，直至灭亡。
最后，荀子回到了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即如何摆布礼义和功利的地位问题。他说，治理国家，“巨用”就能强大，“小用”就会变得弱小。强大到极点就王天下了，弱小到极点，国家必然灭亡，“巨用”和“小用”混合使用的，国家可以维持生存。
所谓“巨用”，就是先礼义，后功利，总是能够不被亲疏、贵贱所困扰，只任用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所谓“小用”，就是先功利礼义，后礼义，总是不关心是非，不问善恶，只任用那些亲近的近臣。
所谓“巨用”“小用”合用，是说有时“巨用”，有时“小用”。
所以，古书上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纯粹坚守礼义之道（千年之法），任用千年之君子的，就能王天下；在礼义和功利之间摇摆，能臣和亲信近臣兼用的，可以霸天下；既不讲礼义，也不任用能臣的，国家必然灭亡。
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就是翻来覆去，从各个角度强调礼的核心作用。荀子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不建立礼义制度，就无法治理。礼义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犹如杆秤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圆规矩尺之于方圆，只要拿出这些工具，那么谁也欺骗不了谁。
所以，《诗经》上说：“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礼义制度就像霜雪那样纯粹洁净，像日月那样光辉明亮，奉行礼义就生，违背礼义就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