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为何自古富庶且多才子，原来与三种崇拜有关
在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体系里，有这样一批口语或者俗语，例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鱼米之乡”、“苏杭熟，天下足”、“钱塘自古繁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这些语言都精准地指向中国的南方，生动描述了江南地区的物产富庶和人才鼎盛。
江南自古繁华，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但江南的富庶繁华绝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个人为改造和历史积累的过程。
隋唐以前，江南地区虽然占据得天独厚的的气候、区位和资源优势，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足，所以相对中国的其他区域并未显现出“过人之处”。
到了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北方陷入了势力割据和军阀混战，而江南地区则趁着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机遇，迈出了大规模开发的步伐。史书记载，吴越国王钱镠曾经“置营田军四部，治湖筑堤，专力田事”，也就是设置了专门从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军队，以高度组织、高密集度的人力投入，推动农业发展。
钱镠估计是尝到了军垦制度的甜头，他还组建了撩浅军，任务是专门负责灌溉渠系的疏通和维护。正因为有钱镠这样的领导人和官方对农业高度重视、大力推动，江南地区的先天储备逐步转化成了发展优势。到了宋、元、明时期，江南的“经济领跑”和“人才摇篮”的特征已经非常突出了。在很多非江南区域的人看来，似乎物华天宝、钟灵毓秀只钟情江南，而在研究江南“独享春光”局面的时候，也往往只在地理特征等先天因素方面下功夫，而忽视了人文积淀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
如果拥有适宜的气候、独特的区位、丰厚的资源，又有免于战祸的幸运，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积累出傲人的物质财富。但在思想启蒙、人才培育方面，并不见得也会如此。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江南特殊的文化生态所造就特殊的文化底蕴。
这种文化底蕴又成为一千多年来江南快速、优质发展的精神动力。也非得是江南，所有地区的发展都存在这样的相互关系。对比发现，江南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信仰崇拜，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差异。江南区域的信仰崇拜重点在四个方面，依照其在人们心理上的占位比重，按照从重到轻的次序依次如下：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一切原始宗教的根源，中国文化乃至一切亚文化都无法摆脱自然崇拜的影响。例如中国神仙体系里，就有专门的神仙掌管风、雨、雷、电、水、火等直接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力。
但江南地区并没有将这种对自然力的崇拜仅仅停留在膜拜进而臣服、盲从的层面，而是从崇拜中不断观察、研究、探索，试图从中找出其内在规律，并加以利用。
在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有一座梧桐祖庙，里面供奉的主神就是句芒。传说句芒“人面鸟身”，坐骑是两条龙。他左手握着一把种子，右手拿着圆规。从他的这个造型应该可以猜测出他的司职。种子象征着播种；龙是天界司雨的神灵。
特别需要说明一下这个“圆规”。句芒手里的东西，看起来是圆规的形状，但并不是用来画圆的，而是用来丈量土地的，它的名字叫“杈”（谐音），下面两个延伸臂尖端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为五尺（约1.52米），每平方“杈”就是一亩地。“杈”这种工具是过去丈量土地的必备，后来由于皮尺以及后来的光学测量仪、GPS测量仪的广泛使用，这种东西已经在我们这代人这里变成了“古物”或文物。
雨水、土地、播种，这三种元素就构成了春耕景象的生动画面。句芒这尊神灵也恰好就是掌管春耕的，而他更进一步的司职是春神，象征着立春。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给世界科技、文化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今天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立春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开首，象征着新的一年、新的时间轮回、新的生产劳作的开始。
立春的这一天祭祀春神句芒，至今依然是浙江衢州地区的重要民间活动。在古代，每年的六七月间，江南民间还流行举办“青苗会”，农民会敲锣打鼓、遍插五色彩旗，抬着刘猛将等神灵的塑像在田野里巡游。这项活动往往会持续十多天。刘猛将是驱蝗神，祭祀他是为了避免蝗灾危害农作物。从表面看，这是一种祭祀活动，但实质上，六七月间正是蝗灾发生的高危期，农民们如此声势浩大、声色具备地在田野间活动，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用人为的方式惊吓蝗虫、干扰蝗虫的生长繁殖。
元末明初的时候，江南地区还出现过一本叫做《田家五行》的书，书中搜集整理了大量流行在江南地区的农业俗语、谚语。这些俗语、谚语，其实就是农民们长期以来观察自然现象，总结气象、物候规律而形成的科学经验，是江南老百姓的智慧结晶。例如“水旱卜蛙声”、“土牛占岁事”等话语，至今对农业生产活动仍然有着很高的指导价值。
家风崇拜
历史上，江南是一个名门望族云集的地方。这些名门望族，一方面本身就是一些文化程度高、知识资源储备丰富的家族，使得家风形成具备了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名门望族，所以他们保持家族荣耀、名望、地位的愿望更加强烈，这种愿望驱使他们必须构建一套“传之万世，经久不衰”的家族规范，并且以有力的保障措施使之代代相传、薪火不息。
家风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个人修养、家族关系维系、维护家族声誉。明代万历年间，曾任礼部尚书的华亭人陆树声，就曾经编撰了一部《陆氏家训》，要求子弟要孝顺长辈，和睦亲族；交友要慎重，因为“游处熟则熏染易，迷惑深则悔悟迟”；更要居安思危，“当盈成常怀开创之艰，处丰余而无忘寒俭之素”。唯有这样，才能让“先业不坠”。
这些起初只是一门一族的家训、族训，后来往往会变成一种在全社会广泛流传的普世价值。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形成于清初的《朱子治家格言》（全名是《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例如其中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等话语几乎是耳熟能详，“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在今天依然是婚姻选择的圭臬。
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个人修养、强调家族和睦、强调家族荣耀的家训，不仅在家族子弟的心理上、行为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激励、引导、规范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家训体系往往会缔造一种近乎完美的家庭治理模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良好的家庭治理模式，会深远地影响子弟的个人成长；在一个良好家庭关系下成长起来的子弟，也往往会让人生道路走得更宽远一些。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下，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必须有“家教”。一个人只要能够严格遵循家风的训诫，那么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至少不会为害社会。这种浓厚而深刻的家风崇拜，使得江南地区自古才子辈出、思想活跃，科举制度建立之后近乎一半的状元来自江浙地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启蒙、学术创新，绝大多数也诞生在江南区域。
名贤崇拜
孔圣崇拜在古代社会是遍布中国大地的。但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府县一级的孔庙中，一般都设置有乡贤、名宦两祠，用来祭祀地方上那些名人、贤士，以及德行堪称模范、对地方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百姓或者官员。例如，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就是名贤崇拜的典范。
由于中国人自古就有“叶落归根”、“认祖归宗”的深刻情怀，所以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不是身首异处、株连九族，而是不准葬入祖坟。同样，一个人能够进入乡贤祠祭祀则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耀。正因为是一种特别荣誉，所以入祭乡贤祠的标准就非常严苛，这些标准之中也就蕴藏着一个地方的人文情怀和价值体系。为了能够“达标”，很多人就必须一生严格自律、勤奋上进、清正廉洁、乐善好施，在追求个人修养、功德声望、贡献业绩上孜孜不倦。有目标就有动力，有理想就有高度，自古皆然。
那些能够入祀名宦祠的官员，大体有三类。一是那些组织地方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兵火战乱的；二是那些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为民请命保护百姓利益，清正廉洁、明镜高悬，维护公平正义的；三是那些能够端正地方风俗，促进地方精神文明、道德风尚建设的。他们共有的特征就是实干、正直、清廉。
自然、家风、名贤崇拜，这是一种看不见但却异常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崇拜的重大意义，并将其作为区域文化建设、家风传承、子弟教育的有益借鉴，所有的地方何尝不会像江南那样“富庶而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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