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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郎郎
编辑
馨羽
年的晚秋，我们与时代同步前进。这时候，班主任吴老师在班上宣布：“上级号召除了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以外，还要有文化大跃进。现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开始举办赛事会。咱们九年一班不能落后，从今天起一个月之内，每个同学都要至少写一百首诗，画一百张画。这件事由陈乃云同学负责，大家需要稿纸和图画纸，就去她那儿领取。”
张郎郎歌唱动荡的青春布面丙烯微喷年75cmxcm这个消息让我们这帮孩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你想想，大炼钢铁、耕种试验田都是学生们的弱项。这次要进行文化大跃进，那正好让我们“英雄有用武之地”啦！我暗自高兴，因为我觉得这两样正好是我的强项。
育才小学在我们六年级的时候，各个班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智力测验。为避免产生副作用，具体谁得多少分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小四班只有班干部刘克福、王为荣、张如苹他们几个和白继先老师知道。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就在同学间传说：男生得分最高的是张郎郎，女生得分最高的是陈乃云。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一班的哥儿几个就立马拿我开涮，说我脑子好使是因为有个大奔儿头。还数落我：
他们还断言，就是因为额角有两包，可称为“智慧包”。我急忙解释，其实智力测验和聪明不聪明没关系。我破解题目速度快，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猜谜语，后来也喜欢编谜语，所以就知道了出题人的思路，猜中测验题多些，再自然不过了。
陈乃云如今正好和我在一班，她知道我脑子快，就过来跟我说：“你写诗、画画都得力争上游，起个带头作用。”我那时候脑瓜子也正发热呢，就一口答应了。陈乃云也喜欢画画，小学的时候我们都是美术组的，算是有些美术基础。
年夏天，育才中学初中毕业合影,前排右四为陈乃云，二排右二为张郎郎。吴老师还让我们俩去二院，在食堂的西墙上写一幅大标语。我就开始在那古老的红墙上，用白粉笔写底稿：“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在前面描绘出标语大字的框架，乃云就跟着我用白颜色仔细勾画出来。女生干活儿仔细，慢工出细活。每个字都差不多一米见方，这么大的字，我们就得花不少时间。
一边写字一边聊天。我告诉她，在这次发明创造活动中，我想发明一部切菜机，让伙房的大师傅从繁重的切菜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我在引擎车间劳动，学了不少有关汽车发动机的原理，想利用这些知识，来设计图纸。在大跃进的年代，这一类的想法都不算异想天开。
我回到育才以后，几何老师发现我的几何成绩很好，就让我当了几何课代表，在班上给一些同学讲几何补课。我这人一开讲，就喜欢天马行空，顺便就讲起了他们闻所未闻的“非欧几何”。
九年二班的张久兴听说了，就跑来找我，让我给他讲讲什么是非欧几何。我毕竟在四中呆了两年多，在这方面知道的事儿思路宽得多，就给他演示，非欧几何是如何来证明：“平行线可以相交”。
张久兴个子不高，却有一身钢铁肌肉。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从来不服输的人，本来在学校玩双杠，玩不过高年级的同学，就经常受欺负。于是，他就起早贪黑，趁着杠子没人玩儿，自己天天埋头苦练，久而久之就练出了一身腱子肉。
年，张郎郎与张久兴（左）初中毕业时合影。我知道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对他说：“非欧几何，包括黎曼几何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等等，这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你可以用圆规和直尺三等分一个任意角，你就可以获得诺贝尔数学奖。”他二话没说，就回去做题了。
他几天以后就拿来他的作图答卷给我看，我告诉他：“你画的图看来似乎是三等分了，可是你没有用几何公理进行论证，等于没有解决这道题。你还得设法证明才行。”害得他挠头熬夜了不知多少天。
我不好意思再继续逗他玩儿了，就告诉他，“这个题目和永动机一样，都是千古以来没有做出来的事情。咱们还是面对现实，做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吧。现在比较可行的事情，还是发明一些机器帮帮咱们育才伙房的大师傅们。”张久兴也是个聪明人，立刻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当时他们班在变速箱车间劳动，他想用所学的变速箱原理来设计“和面机”。
我的设计图是想借用发动机里面的偏心轮原理，把皮带轮的圆周运动转变为往复运动，这样就可以用来切菜了。我自己画了示意图，画得还挺精致，自己也有几分得意。张久兴想用变速箱的齿轮咬合原理，用不等速来和面。我们俩兴致勃勃拿着自己的图纸去请工厂的师傅们看，没想到我们俩的“发明”都被否定了。
史师傅安慰我们说：“一个成功的发明，可能得经过千百次的修改。况且，你们俩还是初中学生，许多工人师傅、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都在大跃进中发明创造，成功的百分比非常少。你们还是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为好！”
张郎郎音象风云布面丙烯年cmxcm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回到班上去写诗、画画吧。乃云为了鼓励我带头写诗，就从家里拿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提高我对诗意的理解。
没想到，我自己本来就喜欢画画，这时候只要从陈乃云那里要回来图画纸，就可以自己随便画。过去在美术组，每逢活动期间，每个同学也只给一张图画纸而已。现在纸管够，颜色管够，我就撒了欢儿地画吧！
我也看了刊登在报刊上的大跃进宣传画，都是大胆构思天马行空，这还不好说么。我就运用自己云里飞翔的想象力肆意创作，不到一个星期我就画出了一大摞“作品”。
陈乃云气吁吁跑来告诉我：“现在你先别画画了，图画纸太贵了。我手上的图画纸都快让你一个人给包圆儿了，你还是写诗吧。你不是小学就开始写诗吗？你就先集中力量去写诗，以后在赛诗会上，你还可以去朗诵。”
虽然我看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好是好，可是和我想问题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写诗也不是同一种风格。听说图书馆进了刚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我就赶去借了出来。打开书一看，正好对我们这帮年轻人的胃口。张久兴和甘露林听说以后，也去借出来，我们仨差不多就包圆儿了图书馆新买的这部选集。当时，这个选集才出了四集。
也就这个时候，育才学校在大操场放映了苏联电影《诗人》。这部电影男一号的原型，我们猜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后来我们简称他为老马）。因为老马在自传《我自己》里，这样写道：“我写诗就是革命，十月革命就是我的革命。”
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于是，老甘、久兴和我就模仿起电影中的人们那样：仨人都剃了秃瓢，穿着苏式军棉衣，腰里勒上一根电线。每天早上在观耕台边的小树林里，一人抱着一本老马的诗集。疯狂地走来走去，大声背诵那激动人心的诗篇。
在育才小学时候和我同班的戴咏絮，这时她和张久兴都在九年二班。我原本想向她借一本她父亲戴望舒的诗集，结果她拿来一本她父亲翻译的《洛尔迦诗选》。我翻开来一看，喜出望外。诗好，翻译得更妙。例如“黑夜被夜色染黑”多么古典、简约，同时又多么现代、动人，对我的创作大有启发。
在育才举办的全校朗诵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刚出锅的一首短诗：
“像雪崩，像山洪，
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
滚动着历史的巨轮！
这是谁？
我们——年轻人
青春的象征
革命的先锋！”
我这么一念在学校犹如平地一声雷，在文化大跃进中出了风头，那时候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还不懂收敛。那些日子只要在校园里遇见不同年级的学生，他们就给我来个一大哄，并冲我高喊那首短诗中的词句。
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尤其是小学五年级的牟小白，他们班的那帮孩子一见到我，牟小白就领头高喊：“这是谁——我们！”其他孩子一起跟着喊：“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牟小白（大名牟敦白），后来卷入了郭世英的“X诗社”和我们的“太阳纵队”这两个沙龙。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对这些事儿浑然不觉，也不跟着哄。他正琢磨着如何在这个班上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天天练武，想当武林高手的大侠。
这次朗诵也给我带来点儿麻烦，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把我叫去谈话。他说：“一个初中学生能写诗，不容易。可是，你的诗里怎么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呀？你这么写，把年轻人抬得太高了。这就犯了‘青年主义’的错误。”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斯大林说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写社论。”白主任说：“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你和苏联诗人没有可比性。”
回来想想，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我们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都急于表现自己，唯恐不被注意。好在我们这几个人光写写诗、背背诗，画画画，并没有打架寻衅，校方就勉强容忍了我们。
年，北京。左起：张郎郎、牟敦白、张润峰我也没那么傻，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吧。于是就改为继续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只在三五个老哥们儿中间传阅。甘露林当时比我们成熟，要不怎么叫老甘呢，有点“少年老成”的意思。他在九年一班也是班干部，负责壁报的出版。老甘的父亲是甘重斗先生，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发现文化大跃进也不容易。甘露林更加务实，就想把我们班的壁报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他就问我对最近出版的壁报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我直言不讳，认为这期壁报的稿件，全是歌颂大跃进，其实这和报纸有什么区别。一片歌舞升平老生常谈，在班上再重复一遍有什么意思？
既然是九年一班的内部壁报，就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应该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儆醒众生的壁报。他听了如醍醐灌顶，就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编出了一期壁报，命名为“黄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样。
壁报一贴出来，全班就轰动了。别的班同学听说了，也跑来看个新鲜。可惜只轰动了一天，就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校办。第二天壁报被白主任勒令取下。
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桂森主任平时一贯心平气和，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暴跳如雷，把我们俩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写的讽刺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后果？”
张郎郎必怀不疑布面丙烯微喷年33cmx50cm其实，我们没有那么不懂事。我写的讽刺诗是模仿老马写的《开会迷》，当年列宁读了之后，笑出了泪花，然后说：“诗的艺术性我很难评价，在政治上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可是，这时候我也不能用列宁的话来为自己辩解。白主任听了只会更生气。
其实，那时候我们初中班年龄小的居多，班上只有几个年龄大的同学入了团。比如：董淑萍、田子卓、王树林、王桂荣等。其他的都还都是少先队员，我画的漫画是想督促班上的团员，要引领我们一起前进，别只关心自己的事情。
既然是漫画，就得夸张。我画的是两个小孩打架，主任看成了两只小狗打架。我也没法去给他纠正。至于我的漫画上的签名是狼狼，真不是我写的，这是老甘看我没有签名，他就替我签了这个。让主任误会了，好像我们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闹将。
后来想想，“反右”刚刚过去一年，文艺界还那么敏感。白主任真是在为我们的前途担忧。我们不辩解、不争论，自认倒霉，是正确的选择。
平心而论，那时我们都太傻了。我只想在文化大跃进中，一定要力争上游，没想到结果反倒要成为下游了。别再老想去力争了，免得捅出更大的娄子。还是回去念老马、洛尔迦的诗，自己静下心来写写画画，那就不至于再弄巧成拙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本以为用我们最拿手的写写画画来参与文化大跃进，原来比大炼钢铁、挖试验田、发明创造都更为艰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