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了《缝纫机乐队》
还有几部你一定会想看的新电影
大鹏说，他是在刷朋友圈时发现的李鸿其。筹拍《缝纫机乐队》那会儿，有天半夜三点，他看到姚晨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李鸿其的采访，“这个男孩既会打鼓又会演戏，一定是姚晨半夜起来喂奶，定向推送给我的”。一来二去，李鸿其就成了缝纫机乐队里的鼓手“炸药”。
《缝纫机乐队里》鼓手“炸药”
“既会打鼓又会演戏”，这也是大鹏导演在一站站路演中介绍这位台湾新人的关键词。“会打鼓”，凭的是他十年的鼓手功底；“会演戏”，凭的是“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耀眼光环，以及履历表上数个更为耀眼的新片片名——《解忧杂货店》（东野圭吾原著）、《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贛导演新作）。
“他长得像记忆里的人”
闹哄哄的路演现场，李鸿其被大鹏cue到时显得有点紧绷。这种面向普通观众的路演对他来说，是个新鲜的体验。他很少插话，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大鹏和乔杉们的听众，束着手，在一旁若有所思。
《缝纫机乐队》上海站路演
事后的采访中，他说自己刚刚在舞台上时，脑子里飘过了三个问题：一.上海观众跟刚刚离开的北京好不一样哦，这算是城市之间的文化差异吗？二.为什么我今天回答得这么不好？三.“炸药”这个角色算是我本色出演吗？
李鸿其是个喜欢不断问自己问题的演员，并且习惯于将问题随时记在手机的记事本里，而后自我阐释，越写，头脑越是明晰。大约是出于鼓手的自觉，他说自己头脑的思绪总是带着鼓点敲击的节奏感，“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当，当，当，像是内心的节奏。”
片刻不停的自我审视给了他一张神情丰富而犹疑的脸，导演毕贛从这张脸上看到了过往，说他“长得像记忆里的人”；台湾影评人们从这张脸上看到了另一个李康生，交口称赞他在《醉·生梦死》中浑然天成的演技。
我们常常用“浑然天成”去形容某些超脱技巧的、近乎原生态的表演，这个说法放到李鸿其身上，不算全对。作为一个十六岁开始学表演的科班演员，他有着从高中起步的舞台剧编、导、演经验，出演《醉·生梦死》里的底层少年“老鼠”起初只是剧场外的无心插柳。
《醉·生梦死》里的底层少年“老鼠”
大段大段的特写镜头里，“老鼠”徒手把玩着桌上的蚂蚁和蛆，手拎猪头在菜市场漫步，凝视援交女孩的眼神里又有着赤诚的柔软。在李鸿其看来，这样一个癫狂而富有死亡气息的角色不是由他自己塑造的，而是在表演环境中自然成型的。
“我拍这个戏的时候，天天去菜市场卖菜，天天喝到烂醉，两三个月时间，就这么在剧组泡着，等导演等到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就几乎放弃去表演，变成呈现一种生活状态了。”
“表演就是一场自我疗愈”
这样一场自我重塑式的表演给李鸿其带来了台北电影节影帝，以及金马新人的光环，后者还帮助他获得了父母的认可，“表演这个行业他们摸不着头绪，但金马奖老人家都是知道的，这才开始觉得我可以继续做这件事”。
“当然，他们看我拿奖回家的反应也没有‘哇，好棒’，就只是很平常地说，‘嗯，蛮好’。”
这似乎是很多东方式家长的共通表现，钝于情感表达。作为传统的东方家长，他们对儿子从青春期开始“不务正业”，学唱歌跳舞演戏更是无从理解。他们生活的小镇位于台湾最北部的海岸边，被长大后的李鸿其形容为一片“文化荒漠”，“连一间舞蹈教室都没有”。
李鸿其差点就陷在了这片荒漠里。中学时，他依从同龄人的大流，去学了汽修，整日与机油和螺母打交道。
命运的分岔发生在某一节修理课上，他躺在车底修零件，另一个同学躺在车的另一头，“突然，同学站起来说，我不修了，我要休学。我说，好，我跟你一起休学。然后就这么决定了，然后就去学表演。”
这个画面从李鸿其的记忆里被打捞出来，就像发生在某部热血的台湾青春片里一样，带有一种漫画式的不真实感。但在他的头脑中，这一切就仿佛是命运的感召，“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诶，就好像用圆规画圆，最后总会绕回这个点。对我来说，表演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这个解释听起来有点玄乎，玄乎得抹平了一个早熟少年与家人期许和小镇现实艰涩的对抗，也柔化了他一步步设定演艺目标，再一步步稳扎稳打的艰辛。
“文艺片演员不该被局限”
从十六岁的那个岔路口开始，李鸿其将自我审视化作了自我管理。他对自己演员生涯的每一步都做出了清晰的规划和贯彻——休学后，每日往返于基隆，上演艺培训班；高中立志上舞台表演，大学一年级开始独立制作舞台剧，大二走出校门，进剧场演戏，大三则开始接触影视剧，大四遇到伯乐张作骥，成为《醉·生梦死》里的“老鼠”。
金马之后，他将近一年没有接片，拒绝了大量雷同的角色，“都是‘老鼠’那样的底层”，埋头念了个哲学系；热潮过后，他审慎地选择了来自内地的喜剧导演大鹏，以及文艺片导演毕贛。
于是，年这一整年，他从大鹏喜剧演起，而后又一头扎进毕贛的梦境中。用他自己的概念来定义，这是一种“拉伸训练”。
“其实我觉得，中国很多非常好的文艺片演员都被局限住了，演了太多文艺片，就不太能被人们接受去演商业制作。我认为演员是不该被限制的，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是希望能够二者兼修。”
因此，出演《缝纫机乐队》，对他而言，是一次全面的尝试，不仅仅是尝试商业类型片中的喜剧表演，同时，也是尝试一种从未接触过的电影工业。
在台湾，李鸿其接触最多的主要是独立制片的拍摄模式，不超过五十人的制作团队，靠天吃饭，自由散漫。有时候导演不在，他和摄影师突然来了灵感，拉上录音师就自己拍上一段，享受集体创作的灵光。
到了大鹏的片场，单单现场工作人员往往就有三百人之多，片尾字幕一拉，全体幕后加起来可能有一千人。这样的制作体系所要求的，必然是精准和流程化，而精准所针对的不只是灯光、摄影、音效，还有演员的表演本身。
李鸿其和大鹏
“比如我问导演，我在这里抽一根烟怎么样。他说，不，你就坐着，眼睛看大一点，嘴巴张大一点。咦，我都不需要酝酿，眼睛大一点，嘴巴大一点，效果真的就出来了。我就像一个化学元素，他们就像是做一个化学实验，我丢下去才会有那个化学反应。”
而一转眼，这套表演方式产生的惯性到了毕贛的片场，就彻底失效了。在毕贛这里，他讲求的是语感。“我说，导演，我要怎么演。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演啊，你就站过去，你觉得摄影机要怎么拍。他问我怎么拍？”
如此截然对立的两场表演，于李鸿其而言，是极致的拉伸，也是自我规划的必要。他的“拉伸训练”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磨练演技，更是对自我边界的重新划定和延展，“我希望通过这几部电影，观众能够对我这个演员构建一个基本的雏形，‘哦，原来李鸿其是这样一个演员’”。
他曾问过毕贛，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开始拍电影。那个只比他大一岁的诗人兼导演回答他，“因为我现在很年轻，我不会死板，如果我过了那个冲动，那个年轻奔放的时候，就会没有了”。
如今，这种紧迫感也成为李鸿其常常挂在嘴边的动力。交谈中，他提了好几次“趁着年轻”这个说法——“趁着年轻多演戏”“趁着年轻多念书”“趁着年轻想演一部青春爱情片”。
这个九零年生的台湾男孩不是在为年龄焦虑，也远没有必要焦虑，他只是想要抓住当时当下的生涩和生猛，好好搞清楚表演这门手艺。
采访、编辑：梁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