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大义崔栢滔公冶长篇第十一章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①也。”

①非尔所及:及,赶得上,能够做到。这句话有两种解读,其一,对于前半句的“人之加诸我”,是任何人不能够依靠个人意志所完全阻止的,是从阻止别人的角度;其二,对于后半句的“无加诸人”,是从约束自己的角度,自己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其三,两句连起来,就把自己完全从社会中隔离开来,而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是无法在社会中存在的。子贡这句话表面上是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发挥,但其实已经是远离中庸,过犹不及了。

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把事加到我身上,我也不想把事加到别人身上。”孔子说:“赐呀,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

是因为不现实,所以才做不到。

前面一章讲申枨的欲,这里出现的是另外一种欲,由子贡口中说出,“不欲”。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不欲,也是一种欲。如果说“欲”是胡萝卜,“不欲”就可能会是大棒,胡萝卜加大棒,任何小毛驴都可以任由驱使了。

子贡曾经向孔子讨问秘诀,“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告诉他一个一字诀,“其‘恕’乎!”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闻一知二,本章就是子贡对这一道理的发挥,也可以说是学习心得。

孔子讲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大学》中,称为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大学》是这样描述的:“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天文,我们已经多次地证明和强调了。天圆地方,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观念,其确切的含义:所谓天圆,就是天以圆来测度;所谓地方,就是地用方(平方)来丈量。而测度天度的工具就是圆规,丈量地的工具是矩尺。发明圆规和矩尺,在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要远比其他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对人类文明进化的意义都来得深刻,甚至于把它说成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都一点不为过分。当然,这两项发明远远在文字产生之前,所以考察它被发明的时代,不可能在文字上获得证据。但是,通过综合的考察,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发明圆规和矩尺,是在伏羲女娲的时代,这一点,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汉唐时期出现的很多古画中女娲伏羲的人面蛇身交尾图,伏羲高举的就是“矩”,女娲手持的就是“规”,这一形象具有很高的文化象征意义。

深入地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易经,我们会知道,规和矩,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发明这种工具,起初是为研究天文的数理服务的,是人类在对数理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之上,为了数理研究的需要,并以数理为依据和理论基础,才可以发明的。

规用来测圆,天以圆来衡量,天圆周期度,而度以60来节度,所以规的使用以60为基础,规的数理基础或者说数理含义是60;矩是用来测方,地用平方来量度,易经数理讲十全为体,用九为用,九的方也就是九九八十一,所以,矩的使用以81为基础,矩的数理基础或者说数理含义是81;通过规与矩,天文无尽的天文数字,地理无穷的地理数据,都可以节制在八八六十四卦的范围之内。

八八六十四卦实质上就是用阴阳五行原理高度概括的一套宇宙间的数理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可以将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演化过程,取其相、比类于六十四卦模型之中,人们以此来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

这一模型,据《系辞》记载,是由伏羲在总结大量前人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基础上,经过自己深入的实验和研究来完成的,史料上记载的伏羲画卦,应该就是这样的事实和内容,应用这样的方法,人类第一次明了天文,所谓天文已明,是为文明,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一词的特定含义,即天文已明,是为文明。所以说,伏羲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始祖,而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物,则非“规”与“矩”莫属。文明一词,岂可滥用!孔子曰:必也正名!实在有正名的必要。

规与矩是数理产生的基础和依据。规与矩的应用,使纷繁复杂的天文现象呈现出其数理规律性,因之而建立了宇宙的数理模型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系就此建立了起来。而这种应用的核心,是确立了标准,确立了参照物,以此参照物为衡量世间万事万物的依据,这样,就将世间万类统一起来,一以贯之的基础就此形成。这一思想在后世圣人将人类天文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对人类社会的治理的“天文化人文”的“文化”过程中,被抽象出来,加以应用。

规矩的发明,以此为工具而得出数理规律,自然界中天地宇宙的运化规律就显现了出来;人类社会中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呢?后世圣人果然找到了这个可以作为人类社会中规矩的参照物,这一参照物,就是君子的自“身”,这就是儒家提出的修“身”的思想前提。平天下、治国、齐家,基础在于修身。修身,把此身修炼成为度量他人的规与矩,来由己推人,就可以衡量天下事物和人心,这就是一以贯之之道,也就是忠恕之道,忠与恕都以自身为参照,《大学》、《中庸》,乃至于全部儒家思想,甚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都在于此。所以,这一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关键,实在是其根基之所在。

注意,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提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一词的特定含义是天文已明。那么,文化一词,同样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她的含义就是:天文化人文,就是将天文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治理,孔子所讲的“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焉”,就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的。

絜矩之道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方法,其要点和前提,是君子一定从自身做起,修身修到日月明,以明明德为宗旨,把自身这个规矩尺度修整得非常的精确标准而又灵敏,摒弃任何私欲与贪心,做到刚直不阿,这是对标准尺的基本要求。

在这个基础之上,行忠恕之道,由己推人,而推行于天下,以这样的规矩尺度推广开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换句话说,都以此规矩尺度来衡量测度,视听言动,功夫所至,则忽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天下无事不在规矩之中,真所谓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这是仁者行仁处世建功立业的心法,根本在于自身这个尺度,这是儒者修身的核心内涵,君子之学必是以修身开始,打造这个衡量天下的量天尺,这是圣人治世的工具。而这一打造工程就是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的大学之路而来。

好,我们再回来,子贡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之后,并未理解这里面的絜矩之真意,就像我们一样仅仅从字面来理解,以为得之,并加以发挥,“我不欲人之加诸我,我亦不欲加诸人”。用现代观点,就是绝对的自由,别人不要干涉我,我也不去干涉别人。可见,这些想法是不具实践性的,因而在现实的社会中,这些都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不是子贡所能够做得到的,完全是似是而非,不现实的理想化的空想。由此可见,毫厘之差,则有千里之谬,也可以看到,子贡对自己的评价是闻一知二,这里就得到一个证明,此二是副贰,与一是有偏差的,更谈不上能够知一知全。

“矩”常与“规”合用,“规”就是画圆的圆规。《孟子·离娄上》中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圆)。”朱熹《孟子集注》:“规,所以为圆之器也;矩,所以为方之器也。”“器”在这里就是画圆、画方的工具。

因为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画圆、画方的“规”、“矩”除了工具的意义之外,还有一种通天、地、人的神圣意义。山东嘉祥武氏祠有许多汉代石刻,其中最著名的是伏羲和女娲石刻像。这些像中,伏羲居右手执矩,女娲居左手执规。这里面传递的是十分重要的文化信息。

孔子杏坛讲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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