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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鲁迅先生的小说，我们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一连串经典的人物形象，月下叉猹的少年闰土，双手叉腰的两脚圆规杨二嫂，逢人就说“我们的阿毛”的祥林嫂，咸亨酒店里唯一穿长衫又站着喝酒的孔乙己……
每一个都是那么鲜活，每一个又都是那么令人难忘。那么，为什么鲁迅先生能够把笔下的人物刻画得如此深入人心，又如此栩栩如生？
1、鲁迅先生擅长抓住最能反应人物精神状态的外貌特点。
在先生的《故乡》里，有两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底层人物形象，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但凡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会对这两个人印象深刻。
小说里，闰土出场的画面是这样的：“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项带银圈的少年，先生用美轮美奂的场景作为背景，配上闰土刺猹的矫捷身手，把闰土的勇敢、帅气完美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透过画面感受到少年闰土身上散发出的生命之美、活力之美。
其中，闰土脖颈上的银色项圈，成了整个画面的高光亮点，一下就把读者的眼球抓住了。
在《故乡》里，另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是杨二嫂。先生显然极其厌恶这个曾经的豆腐西施，对她的描写也是毫不留情。
“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禆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好一个两脚圆规，一个尖酸刻薄、令人生厌的女人形象跃然纸上。除了膜拜，我找不出比这更恰当更精辟的比喻了。
在小说《祝福》里，先生对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的描述堪称经典：
“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一个被不幸命运完全击垮，一个被无情现实彻底抛弃的底层女性，就这么绝望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尤其是最后一句对眼睛的描写，让人不忍卒读。
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眼睛死了，人也离死亡不远了。先生抓住了祥林嫂已经木讷失神的眼睛，把一个行将就木的垂死之人刻画得入木三分。
2、鲁迅先生擅长用强烈的对比，来加深对人物悲剧性的刻画。
在《故乡》里，分别三十年后，当先生再见到少年的伙伴闰土时，生活的艰难已经把闰土打磨得像一个木偶人。
“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通过先生的描述，一个生活在底层的穷愁潦倒的农民形象，就这么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眼前。月光下的少年闰土有多鲜活勇敢，再见面的中年闰土就有多悲苦麻木。
这种强烈的对比，自然会激起读者对闰土的深切同情。
对于《祝福》中的祥林嫂，先生同样运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年轻时、中年时和临死前的祥林嫂的不同形象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被无情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蹂躏致死的。
祥林嫂第一次来鲁四老爷家做工时，先生是这么描写她的：“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这时候的祥林嫂依然健康年轻，虽然新寡的她看上去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有红晕。
她第二次来鲁四老爷家做工时，依然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但是，精神状态却大不如前：“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着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这一次，第二个丈夫的去世和儿子的惨死，给了她致命的打击，让她变得神思恍惚，悲苦麻木。
而五年后回鲁镇的“我”再见到祥林嫂，变化之大，已经不是震惊可以形容了：“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先生通过祥林嫂形象的前后对比，把一个在命运和现实双重摧残下挣扎无望的悲剧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
3、先生擅长用最符合人物身份的独具特色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在《故乡》里，先生和闰土两个年少时的好朋友三十年后再见面，当先生还沉浸在对少年闰土的美好回忆中，兴奋地以迅哥儿的身份叫着闰土哥迎上去时，闰土的那一句“老爷”，不仅让先生，也让所有读者都觉如坠冰窖，从头一直凉到脚。
简简单单两个字，在两人之间竖起了一度看不见的高墙。多少辛酸无奈，多少身不由己，都已尽在其中了。
这就是先生的文字功力，力透纸背，情透纸背。
最经典的语言描写当属两脚圆规杨二嫂。先生对她的描写，是嘲讽中带着幽默，鄙夷中又不乏怜悯。她的出场和《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出场一样，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开场就是尬聊，不仅是尬聊，而且是以一种尖利的怪声。
通过杨二嫂的说话，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仅尖酸刻薄，而且还有些泼皮无赖的市侩妇人：
“不认识了吗？我还抱过你咧！”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哎呀哎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寥寥几句话，把这个昔日的豆腐西施的可气可恨又可笑展现得一览无余。
其实，鲁迅先生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语言。譬如孔乙己说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阿Q的精神胜利法“儿子打老子了”，祥林嫂每次向人叙说她的悲惨故事时的开头语“我真傻，真的”，《药》里面的刽子手康大叔在华老栓茶馆说的“包好，包好”。
这些人物，每个人的语言都各自不同，但每个人的语言都非常贴合各自的形象和身份。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生刻画人物的功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常常觉得先生手里拿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把刀，把一个个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鲜活得好像就在我们身边游走。而我们除了膜拜，就只有仰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