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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儒易君学习《孟子》，接近一半了。感谢各位读者的陪伴，希望能坚持到底。学到“离娄”篇，更加感到吃力，有很多细节理解得不到位，只能存疑以待智者。
比如章句之间，可能涉及到儒者“辟佛”的问题，儒易君只是把古人的观点呈现出来，却不敢深入分析。毕竟在宋代之后，儒家和佛教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发生了很多次转变，现代人或许很难站在古人的立场来看待当时的社会问题。
本文所探讨的“离娄之明”一章，又有注家提到梁武帝因佛误国的说法，也只是当时的一家之言。但是抛开门户之见，结合当代生活，或许也能悟出一些人生道理。
梁武帝因过于仁慈而宽恕重罪？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离娄，相传是黄帝时期的人，视力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能在百步之外，看清秋毫之末。百步，大约五十米左右。秋毫便是动物的绒毛。为了御寒，毛皮类动物一般在秋天长出新的绒毛，细而软弱。其末端细到肉眼难辨，大概要以微米为单位了（1毫米=微米）。但是，离娄能看清。
这有可能吗？隔着五十米能看清一根绒毛末端最细的部分？应该是有可能的。据说，现在的非洲还有一个原始部落，视力达到8.0，能看清十公里以外动物的活动细节。或许在原始时代，人类的视力普遍在5.0以上吧。
公输子名叫公输班，即相传发明了“锯”的鲁班，中国木匠的祖师爷。他制作发明了很多机械装置，最有名的便是木制飞鸢，能在空中盘旋三日不落。当然这是传说，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现代人从未复制成功过。但这个传说至少说明鲁班在当时应该代表最先进的技术。
孟子说，哪怕是离娄这么好的眼力，再加上公输班这么巧的手，若没有圆规、尺子等工具，也画不出标准的方形和圆形。
接着，孟子又提到师旷，是晋国的乐师，拥有极高的音乐造诣。他的耳力非常好，能辨别极为细小的声音差异，甚至能听懂鸟兽的语言。
六律分阴阳，又称十二律。五音即宫、商、角、徵、羽。所谓正五音，便是校正人声和器乐的音准，使音乐和谐。十二律为固定音高，五音为相对音高。校正五音，必须以十二律为准。
所以，即使如师旷这样的大音乐家，也是以十二律为基本音阶。十二律和规矩都是圣人发现并规纳而来的，既是工具，又暗含着天理。
仁政也是如此，由圣人根据天理总结出最合理的治世方法，并经过实践，传给后世。若想学习尧舜平治天下，必须遵循仁政的法度。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现在有些君主，虽有仁爱之心，却不能施与百姓；虽有仁慈之誉，却不能成为后世的楷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行的不是先王之道啊。
所谓有仁心者，比如齐宣王，看到一头即将被杀的牛因为害怕而颤抖，便有恻隐之心。多么善良啊。可是，齐国百姓的生活困苦，他却视而不见。他还派兵占领燕国，虐待燕国百姓。这便是虽有仁心，民不被其泽。
所谓有仁闻者，比如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宗庙祭祀不用牛羊，只用面粉塑形取代“牺牲”。每当有人犯了死罪，武帝都会为他哭泣，哭得连鼻涕都流下来。他利用皇权，宽恕了很多重罪。如此仁慈的皇帝，最后却把他的国家管理得日益动乱飘摇，甚至在他死后不久便覆灭了。这便是有仁闻，却不可法于后世。
圣人将仁政制度化
庆源辅氏曰：“齐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则同，若论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则异。宣王不学无术，夺于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则惑于异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闻而非其真。”
所谓“武帝惑于异端”，便是被“佛教”迷了心窍。这既是宋儒从政治的层面对佛家的严厉批判，也道出了很多佛教信徒的虚伪之处。他们积极参经理佛、烧香磕头，甚至不恤血本向寺庙散财，只是为了求得自己的福报，消除自己的罪业。
佛陀离家是为了救世，世人修佛多是为了一己之私罢了。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有善心，还要有相应的制度。如果只有善心而不遵循制度，便如梁武帝一般，直似妇人之仁，哪里谈得上治天下。反过来，只有良好的制度而无善心，也不可能让制度得到有效地执行。
所以，如果一个君王没有圣人之德，只有平治天下的良好愿望，最好因循先王之道。亦步亦趋，按照先王留下来的法度治理国家天下，不会有大的过失。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圆规是谁发明的？曲尺又是谁发明的？有人说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发明总结而来，是集体的智慧。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圣人正是集劳动人民的智慧于一身，承担了发明创造和制礼作乐的重任。
为了突破人类视听能力的局限，圣人发明了规矩、六律，使得人类的技术和艺术都得到空前的发展。为了突破人类心思的局限，圣人发现仁义礼智之德目，总结礼乐政刑之制度，使领导人的慈爱之心可以通过修养和制度达于众生。
这一段的关键字是“继”字。双峰饶氏说：“惟天下不能常有圣人，所以要‘继之以不忍人之政’。‘继’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虽自圣人而始，亦自圣而止矣。”
如孟子所言，五百年方有圣人出。世上没有圣人的时候，就不能延续圣人的“仁政”吗？当然可以。就像圣人不用乐谱就能创作、演奏美妙的音乐，但是他会将音乐谱出来，传给世人。以便圣人不在的时候，后人还可以按照圣人留下来的乐谱继续用好的音乐来教化人心。
同样的道理，圣人将“仁政”制度化，让后人治世有所依循，而不至于凭空想象，毫无章法。但是，所谓制度，也不是僵化不可改变的。制度，也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损益。但是，最根本的理念，不能动摇。
比如，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始终坚持“民为贵”的思想。在古代，则体现为“为民作主”，在新的时代则称为“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凡是不符合这一政治理念的政权，都会被历史无情地碾压和抛弃。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谋发展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这一段的道理显而易见，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筑高台一定要凭借丘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沼泽，古人建造台池都会因地制宜。就像大禹治水也是因势利导，而不会倒行逆施。如果不顾实际地求发展，到头来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所以，必须让明智的人居于领导地位。如果让不明智的人来领导天下，相当于把他的愚蠢传播给大众。就像老话说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天下势必世风日下，混乱动荡。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在上位的人不行正道以为榜样，在下位的人不守纲纪以为典范，朝堂不讲道义，百官不守法规，官员违背道德，百姓违犯法律。一个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一定灭亡了。如果还能存在，那只是侥幸罢了。
此段的关键字是“信”字。朱子说：“信道、信度，信如凭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个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晓得条法，只是冒法以为奸，便是不信度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没开辟，财物没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在上的不守礼仪，在下的没有教育，作恶的百姓越来越多，国家也就快灭亡了。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诗经·大雅·板》说：“天正在颠覆王朝，不要再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就是放肆随便。与君王合作不讲道义，从政或者隐退都不按礼法，张口闭口瞧不起古人、自以为是，这就是放肆随便。
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所以说，要求君王迎难而上，才是真正的恭敬。引导君王走正道，阻止异端邪说对他的影响，才是真正的尊重；那些认为自己的君王没有能力走正道的人，便是民贼，对国家有极大的伤害。
朱子说：“人臣之道，但当以极等之事望其君，责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责以二三分，少间做不得一分矣。若论才质之优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导之者，则不可问其才智之高下优劣，但当以尧舜之道望他，岂可谓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真正尊敬、重视君王的人，一定会对君王提出极高的要求，并监督其落实。如果一个大臣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走正道，他有两个选择，一是辞职，二是另立君王。如果他继续做官，便可以认为，他只是求俸禄罢了，并非是为了匡济百姓。
如果辞职，他便是隐士。如果另立君王，这就涉及到政变或起义等复杂问题，不是一般的士人所能完成的了。至少，他可以做一个隐士。
于此处回想《大学》中，“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则又有一番深味了。
写在最后
本章内容的主旨在于效法先王的法度，即使不能发挥仁政的最佳效果，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或许有人会怀疑，古代的制度只是适应当时的物质与文化条件，若时过境迁，就应该摒弃不用了。
这是现代人对圣贤思相的误解，以为孟子就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实际上，孟子的意思是，时代的发展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历史证明，没有完全摒弃传统的创新。凡是不顾自身传统而照抄照搬全新模式的治国方式，都是一场灾难。
南轩张氏说：“三纲五常，人类所赖以生，而国之所以为国也。上失其礼，下废其学，则纲常日以沦弃，国将何恃以立，民将何恃以生乎？”
所谓纲常，不必僵化地理解为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尊卑等级控制观念。虽然古代封建皇权利用这种观念加强自身的统治，但是在新的时代，纲常应该有新的重要意义。
君为臣纲——领导者负主要责任；父为子纲——父母负主要责任；夫为妻纲——丈夫负主要责任。总的来说，强势一方以身作责，与弱势一方平等相待。这应该是扶弱抑强的中国文化在社会秩序层面的具体应用。
